太平洋建设巴马国际生态旅游康养项目签约 【 2007-05-27】

（2）国家机关，尤其是政府机关。

我们现在提倡依法治国，关键点应在于用何种法律治国，而不是用不用法律来治国的问题。任何个体违背社会法律或者是家族的族规都要受到法的惩罚。

因此，奴隶社会的依法治国实质是国王或君主用法律来治理各级贵族和奴隶。在这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缺乏社会化基础。国家出现之后，随着集权的出现，法律的制定权逐渐转移到少数人手中。但是他们的这种权利和自由必须在封建主或封建皇帝的政权控制之下，虽然农民或农奴可能在法律上处于同等的地位，但是封建社会之下，农民与农奴的法律地位毕竟提高了，再也不会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但是，不同时期的治国之法不同，所以，历史才出现了波澜壮阔，各有千秋的局面。

为了维护某种规则和利益，不惜用杀戮和酷刑。因为，法律是以人为中心的，作为维护人的利益的工具的法律其鲜明的体现了人的意志或某部分人的意志。传统罪过理论中缺失情感因素，但是作者认为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对罪过的概括性规定中包括了罪过情感，并对相关法条作了新的解读。

进入专题： 罪过情感 犯罪论 。罪过情感、理智罪过、情感罪过、罪过三因素分析法、率性犯罪等一系列概念都是作者首次提出的。三是对原创性理论高山流水般的表述，成就了行文造句的文采斐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再接再厉，继往开来，已经开启了第二个学术品牌——非理性犯罪研究，〔7〕这一学术品牌的产生和存在，也彰显了罪过情感理论的深远的影响。

其实这些问题已经构成犯罪论的支架，圆满完成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就是对犯罪论的重构。几百年来的困扰证明了传统的罪过理论本身是有缺陷的，找到其缺陷并对其完善就是发现并锻造了解决以上问题的一把钥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使用了很多生活俚语，比如在分析轻信过失的心理时，联想到了没有把握，你还做。在该书中，你很难找到一句多余的话、一个多余的词，本书只是思想的表述，而不是知识的积累。将疏忽大意过失中应受谴责的情感因素化作你咋不操心儿二、主线：惯例—命令—权利 (一)法律概念线索中的关键词变迁 在政治与法律的思想史中，存在前现代—早期现代—当代的大致划分，每个时代的法律概念因时代精神的不同而呈现出迥异的理想类型。

设置行政机关的目的之一就是对立法机关进行制衡。洛克指出政府权力并无其他的目标而仅仅在于保卫公民，它从来不应该是专横的，遂提出了有限政府的理论。上述简述中所体现的要素，可以通过下表呈现出来。孟德斯鸠则转换到权力运行的论域，用分权机制来力保自由。

另一方面，唯有当压迫影响到多数人时革命方可发生，而革命不可能发生于公共事务产生很小的瑕疵之时。古老的概念因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得以扩张，或者受到限制，或者发生了转化。

(第247页) 然而，洛克林在梳理出清晰线索的同时，也看到思想史进路的考察所面临的两项最主要危险： 第一，单向演进的误解。(第193页) 国家起源装置的功能定位，是各项设计的出发点，也是不同设计之间的根本区别。

这与法律权利说的主张一脉相承。分配正义则是政治的传统领地，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关涉分配正义(第73页)。其中，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两位先哲的思想，从古希腊走来，纵贯中世纪，并体现于普通法传统中，其观点在书中多被援引为法律惯例说思想源泉;马基亚维利、霍布斯，在宗教秩序、号令天下的时代的末期，前后相承地唱出了利维坦不出、谁与争锋的变奏曲，为法律命令说的出台奠定基础并唱响了先声;洛克、孟德斯鸠深悟主权之强大、自由将无处可逃，由浅及深地指出限权至分权的主题，可视为法律权利说登堂入室的前奏。(第243页) 法律权利说的来临，使作为控制政治的传统标准的审慎信念得以规范化，试图由此实现法律对政治驯服，消除(政治)主权理念，而替代以法律的主权(第 245页)。司法线索与权利线索是较重要的两项。(第149页)借助于利维坦以及作为现代国家灵魂的主权，霍布斯与古代世界作出了决定性的决裂(第148页)，与柯克不同，他认为并不是智慧而是权威创造了法律。

在这个意义上，洛克林说：英国宪法如无政治理解根本就没有意义。这条人物线索的主体部分，在作为全书核心篇章之一的 第四篇宪政 的三章中展开。

主权是 构成现代政治系统的主要组织性原则(第138页)，也是理解作为命令的法律的关键词。这些支线是在直接的引用(前言，第2页)经典思想家的论述的过程中，平行地呈现出来。

在这里，霍布斯、洛克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前者基于主权原则的逻辑与后者基于宪法理念的主张是完全不一致的。尽管法律是政治话语的形式，仍需维系法律独特的角色与责任，这就有了天平、白袍、蒙眼布等符号，并形成仪式、神秘感与修辞等支撑形式来组装形成正义的影像。

(第242页)此时的法律也不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之间的媒介，而转变成为统治的工具，这样的法律，与其说需要监护者，不如说需要宣布者，法官转变成为使权威立法者颁布的法令予以生效的公务员。(第182页)准确地说，洛克所说的这种委托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授权关系，而不是 严格契约性的主张，因为洛克 拒绝让统治者行使绝对的权力。它的一项 永恒不变的特征是每个人有些屈服式地放弃了他们的自然权利，进而建立了一个可以融入主权的机关。由于法律作为一系列传统实践，为政治秩序提供而不是建构了行为框架，这里没有伟大的理论需要揭示，也不需要什么理性设计，因此，从事着政治话语的秘传工作的法官，就担当了(法律)实践的监督者、普通法的监护者、政治宪法解释者的角色，而立法者在创制法律的事务中则是相对的初级者。

尤其前面六位，在《剑与天平》的梳理中，具有阶段性标志的意义。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尽管社会与经济公民权多被认知为政治上的主张，而没有被普遍认可成为能够实施的法律权利(第108页)，但是权利作为法律话语的扩容倾向，已经不容忽视。

(第 245页) 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再一次被刷新，法律也应理解成为建立准则(framework)的实践(第11页)，作为权利的法律并不仅仅是政治的产物，还为政治行为预设条件。(第12页) 关于惯例—命令—权利这条主线，可以更为直白地置换为艺术—力—理。

对此，保守思想家及其反对者各陈己见。(第98页)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来自法律惯例说的人为理性，克减了理性主义纵横的疆域，也缓和理性主义中法律确定性争议;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并将最终暴露出来，无论是人为理性还是理性主义都无法阻挡它的暴露。

康德 将个人权利作为首要问题展开研究，强调人的权利 必须很少受到控制，但是统治权却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尽管 这些努力均未取得成功，分配中的正义仍显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是，国家机关实现再分配的政治运动所喻示的法律意涵已是不容否认的了(第102页)。直接以两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是两项议题研究可直接共享的交叉性工作，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基础性工作。(第180页) 洛克的视角截然不同，他认为这 不是有关主权的关系与课题，而是统治者与自由公民之间的关系与课题(第180页)。

孟德斯鸠的才华在于认知到了权力与自由之间相互冲突所产生的根本性政治问题。这是一条法律渐显、革命渐远的路径，如洛克林所概括的：早期现代的思想家并不认为社会契约论意味着政治实践或者起源于实定法或者由实定法规定，但到了康德那里，已经有了这样的解析：人的权利必须是神圣的 ，而且所有的政治必须屈膝于权利。

就法律领域而言，社会与经济公民权这些‘权利并没有被普遍认可成为能够实施的法律权利。因此，《剑与天平》选择了通过考察法律与政治关联理念的历史而得到有价值的洞见(前言，第2页)的进路。

洛克拒绝绝对的政府权力理念 (第 185页、第 196页)，而一旦建立了有限政府，就没有了绝对主义理念存在的空间，此种论点是现代宪法的核心。虽然特定的概念可以代表特定时代的精神，但是其他的概念并不因此而消失。